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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是潮汕民间文学中最流行的说唱文学，又名府城歌、七字歌，一般认为由唐代以来的潮汕弹词演变而成，形成于明代中叶，繁盛于晚清至民国。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作为一种自娱互乐的民间文艺活动，它深深扎根于群众中，很受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欢迎，基于此，它有一个“半边天文学”的别称。 潮州歌册歌文由潮汕方言编写，有曲有白，一般曲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组，押韵以组为单位，流行于潮汕地区。数百年流传之下，潮州歌册总数不下500种，但由于不断流失和损毁，现在保存下来的约有200部左右，能开列书目的有300多部。篇幅长短不一，以数万字一部的占多数，最长的篇幅达五六十万字。
潮汕女子探索人生的蒙学 早时潮汕妇女，能上学堂的很少，许多见识如道德规范、品性、情操、为人处世、是非原则、善恶观念等，都是从潮州歌册学来的。历史上潮州歌册多为宣传忠义节烈和借助妇女中一些人对佛教的信奉，宣传佛经故事及佛教教义，如潮阳教徒陈梦觉就编写了《目莲救母经》。歌册开拓妇女眼界，启迪妇女心灵，是让她们有机会从更多层面来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的蒙学。 潮州歌册的内容主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寄托了人民的善良愿望与美好追求，在纯朴、真挚、通俗、生动的语言中，普遍存在温厚纯良、仁慈宽恕的传统文化底蕴。 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册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使温柔纯良的潮汕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人生的价值。早时妇女出嫁或随夫漂洋过海谋生，嫁妆与行囊中，一定要带上几本心爱的歌册，寄情以传乡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时携带潮州歌册走了，长大了一听潮州歌册，乡情油然而生。有的阿婆是朗唱潮州歌册的能手，一生中不是只识一两部，而是能唱十数部。大多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光凭记忆，也能滔滔不绝背唱出来。不少妇女、小孩和一些得不到正规教育的人，就以歌册来学文化、学知识、明事理。 似古代的“说话”和“变文” 潮州歌册考其渊源及形成，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若从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近似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 “说话”在隋代已广泛流传，它是一种讲故事的说唱形式，一般以七言为主，韵白念诵，讲究抑扬顿挫，内容以说小说、史书、民间故事为主。另一种叫“变文”的民间说唱，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其语言通俗易懂。 潮汕从唐代起，中原文化源源传入，宋代是我国说唱音乐的全面成熟传播时期。南宋期间，由于宋少帝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已成必然，这种文化与潮汕土生土长俚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歌册很有可能。据推测潮州歌册可能形成于明末清初。据老人们的记忆，祖辈传下来的都是手抄本。 劳动妇女是“歌册”的原始作者 潮州歌册被认为是俚俗文学，文人学士不愿涉足其间，民间素材均为劳动妇女自己提供，成为“歌册”的原始作者。 此举感动了穷秀才们、潮剧艺人们、行铺财东们，在他们的支持下，把流传在潮汕妇女中的民间故事、地方传说、神话故事，编成册子。潮州秀才柯逸士写的《曹翠娥传》、余芝伯写的《三义女》、揭阳失明艺人孙耀存写的《车田案》等等。这种歌册更具浓烈的地方色彩，它运用了大量的俚俗乡语，广受劳动妇女的欢迎。 过去潮州府城印制歌册的有“李万利老店”、“王生记”、“陈财利”、“吴瑞文堂”、“王友芝堂”等，汕头有“名利轩”等，共有十几家。歌册均为木刻本，到清末民初，才有石印本和铅字印本。 时移世易，唱歌册的人越来越少了。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潮汕各地不少文化人还热衷此道，纷纷挥毫创作新潮州歌册，但惜乎新旧歌册大多殆尽于“文革”浩劫，此道从此式微。如今，潮州歌册已成为研究潮汕地区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的重要依据之一。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