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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五千至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潮汕大地便已有人类进行渔猎活动，当时应该有简单、原始的歌谣，可惜已无迹可寻。潮汕地区在古代属越地，从晋代左思《吴都赋》中津津乐道的“荆艳(艳，歌曲名)楚舞，吴俞(音yu，即歌)越吟”来看，我国南部的声歌乐舞还是很发达的。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潮汕歌谣的产生和传播都没有文献记载，但客观上看民间歌谣应该是存在的。 到宋代，潮汕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大致是：汉族居民占了绝大多数，水边有蛋，山里有畲。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汉族歌谣、蛋族歌谣、畲族歌谣并存的局面。 明清时代是中国民歌大活跃大繁荣的时期。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商品经济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人民有了更多的娱乐要求；加上李贽、汤显祖等思想家、文学家冲破理学藩篱，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提倡个性解放，通俗文学大为勃兴。在民歌领域，以冯梦龙编的《桂枝儿》、《山歌》为标志，大规模收集整理民歌成了文人的一种时尚。清代采编民歌有了进一步发展，也正是在明清这段时期，潮汕有关文献中才开始有了一些关于民间歌谣的记述。 “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直计往田插秧。一老槌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条) “正月十三日，有善歌者自为侪伍，妆演古人陈迹，迎神街巷，玉箫画鼓，象板银笙，演春天于灯月光辉之下，谓之游春。”(吴颖《潮州风俗考》) “当春农时，夫男于田插秧，妇子磕饷，槌鼓踏歌相劝慰，是为秧歌。今俗正月，鸣钟击鼓，演于灯月之下，又谓之闹元宵。一唱三叹，无非儿女之词、情性之感也。然天机所触，衬以土音俚语，弥觉委曲婉转。信口所出，莫不有自然相叶之韵焉。”(清嘉庆《澄海县志》) 以上各条说的都是汉族地区的民间歌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每当大规模农事活动比如插秧)或节日游乐活动(比如闹元宵)，潮汕各地都有群众性的歌谣演唱，并且用锣鼓和统乐相伴以调协节奏。至于歌词，则韵脚自然相叶，衬以土音俚语。 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妇女衣过舟也。”(屈大均《广东新语》) 清代郑昌时《韩江竹枝词》有一首说：“东西弦管暮纷纷，闽粤新腔取次闻。不隔城根衣带水，马头歌调送行云。”下有自注：“新近闽，歌参闽腔，韩江舟户又尚马头调云。”注中说的“韩江舟户”即指蛋家，“马头调”据郑振铎解释就是码头调，也即在商业繁盛之处唱的蛋歌。蛋族以舟为家，因此涉及他们的记述都离不开舟和水。从这些片段材料可以看出他们恋爱结婚时要唱歌比歌。一些蛋户女为生活所迫，只好在商业繁荣的地段招客卖笑，形成乾嘉时韩江边上有名的六篷船风光。而这时，唱歌就成了他们求生的一种手段。 关于畲歌的记述就更多。许多材料都说畲族婚姻必须先由男女青年节日时对歌求爱，然后再由父母订亲确认。唱歌几乎成了畲族男女恋爱的必经之路。嘉庆《澄海县志》卷六《风俗声歌》条第一次用方志的篇幅记录下七首畲歌。最值得留意的是这七首畲歌全是如《诗经国风》般的往复重沓体。1929年出版的金天民所编《潮歌》将内容分为四大类：一、谣谚；二、讴歌；三、畲歌；四、附录。在畲歌这一部分约140首歌谣中也全部都是往复重沓体。 随便举出两个例子： “日游官路西，踏上松丛斫松栽;呼鸡亦须一把粟，无粟呼鸡不肯来。日洲官路蹊，踏上松丛斫松枝。呼鸡亦须一把粟，无粟呼鸡不到边。” “苘蒿花，开黄黄，要好灶下来铺砖。昨夜阿兄阿嫂，喇叭鼓手送入门。苘蒿花，开红红，要好灶下来铺枋。昨夜阿兄阿嫂。喇叭鼓手送入房。” 畲歌这种重章叠句、往复重沓的结构形式，不但与广东的咸水歌、木鱼歌、蛋歌、客家山歌不同，即使跟全国其它地方的民间歌谣相比，也显得面目不同，可见这正是它形式上最大的特点。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出现了一次民间歌谣活动的高潮。1918年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开始，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等人发起征集歌谣；1920年组织成立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任主任。1922年12月17日《歌谣》创刊，在全国高扬起收集歌谣研究歌谣的旗帜。这些人重视民间歌谣，已不是传统意义的“观风俗，知得失”，而是选取了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的全新角度，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因而相对于明清来说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正是由于受到他们的影响，潮汕一批新知识分子对本地的民间歌谣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林醉陶是向《歌谣》投寄潮汕歌谣的第一人，他寄出的歌谣：“渡头溪水七丈深，一尾鲤鱼头戴金。一条丝线钓不起，钓鱼歌儿酵素遇心”发表于1923年3月《歌谣》第十一号。这也许是第一次将潮汕歌谣推介到了全国。紧接着刘声绎、林培访以及海丰的钟敬文都收集、投寄了一批畲歌作品。他们都是关心和热爱潮汕歌谣的先驱。1927年，北大毕业、其时任教于金山中学的丘玉麟编辑、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称得上是筚路褴褛之作。1929年秋出版了金天民的《潮歌》，收歌谣288首。同年(1929年)，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会杂志《民俗》分期刊载了昌祚、鸣盛合编的《潮州儿童歌》共18首。此外，1945年林德侯还编出《潮州歌谣》未刊本。以上这一时期可称为潮汕歌谣的初步整理阶段。要办成这件事，单有认识(即认识到民间歌谣的重要意义)不行，还要做很多搜罗遗逸、比较筛选、正音正字的艰苦工作，因而他们的努力格外可贵。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即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宣传和“唤起民众”的需要，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者和革命领导干部，曾经模仿群众喜闻乐见的畲歌形式创作了大批革命歌谣。1927年前后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所写的《咚咚咚，田仔骂田公》最有代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革命檄文。 1949年全国解放后，来自社会底层的民间文学受到极大的重视。1958年，大约是受到大跃进时代新民歌运动的激励，丘玉麟在1927年出版《潮州歌谣》、金天民《潮歌》及林德侯稿本的基础上重新筛选整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潮汕歌谣集》。这是较为准确完善的一个版本，销量很大。其后1959年印行了《揭阳民歌》；1982年又印发行了汕头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马风、洪潮编辑的《潮州歌谣选》；1985年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了陈亿绣、陈放编选的《潮州民歌新集》；1987年揭阳民间文学研究地出版了孙涉彦、邵仰东编辑的《潮汕歌谣新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整理和研究工作联步而行。整理方面，从传统歌谣延伸到后期的革命歌谣，在正音正字上下了更大的工夫，对有些歌谣还给以解题和加注；一句话，增加了整理的科学性和内容的可读性。 随着明清以后大批潮汕人移民到东南亚各地，他们带去了潮汕风习，也带去了潮汕歌谣。每当乡思郁结的时候，海外侨胞唱唱这些儿时起便熟悉的歌谣，从中得到许多的慰藉。1927年丘玉麟编辑的《潮州歌谣》在海外十分畅销，在《再版序言》中说：“敬爱的八百胞，我们谨献上这一小册歌谣以引起诸君的旧梦。”事实上，这些歌谣连同以往传过去的歌谣在省外确实激起很大的回响。新加坡大学辜美高教授说：“潮州歌谣传入东南亚后，广泛地引起潮籍人士的兴趣。民间的文人压抑不伉丽人心创作的冲动，于是遂有拟作、润饰或改编的出现。” 20世纪30年代《歌谣》上曾经登载了两首由钟敬文搜集的“南洋歌谣”，从形式和语言看，当为潮汕歌谣无疑。这一首说：“心肝卜卜跳，目汁金金掉。又惊番仔(外国老板)，又怕虎叫。虎叫还好踮(躲藏)，番仔一来，铁棍儿额顶照照。唔合番仔意，生命无半厘!”第二首说：“哀!哀!哀!锄头六斤重，掘下土去跳起来。目汁流流，正知唐山(中国故乡)好境界!”这两首歌谣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一方面，它说明海外潮人很早便运用他们熟悉的歌谣形式来倾诉他们的苦情；另一方面，保存了早期潮汕海外移民在异国垦殖饱受剥削压迫的真实纪录。随着时间的推移，潮汕人在侨居国站稳脚跟，有的还发家致富。如有一首出于马来西亚的潮汕歌谣说：“我的汽车大又雅，就是有名马斯里(名牌车名)……”反映出海外潮人的生活内容起了新的变化。 根据外来资料，我们知道近几十年东南亚的华语电台、报纸、书刊等都传播过潮汕歌谣。1956年泰国新艺出版社出版了史青编辑的《精选潮州歌谣》，1988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出版了由国内马风、洪潮合编的《潮州歌谣选》，1995年新加坡还印行了黄正经的《音译潮州儿歌撷萃》。1990年二月新加坡举行“华族文化月”，其中一项活动便是“潮州儿歌演出会”。据报道有20对男女儿童当场演唱了几十首潮汕儿歌，气氛非常热烈。由此可见潮汕歌谣曾以多种载体在海外流布，发挥了东西方文化交融贯通的作用。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