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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州工艺美术门类中，民间从事刺绣专业人员超过10万人(不包括抽纱工人)，且新品种层出不穷的，首推潮绣。潮绣历史悠久，源于何时，说法不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始于唐宋，有的专家则以未能直接找到史料记载而有异议。 唐代，潮州已盛产“蕉葛”、“麻布”，“蚕亦五收”。 中国的刺绣，数千年来，大体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发展的：先是刺绣衣裳，又扩展到刺绣起居的日用品，以后才上升到刺绣欣赏品。所以直到现在，依然是分作两类，即刺绣生活用品和刺绣书画。 南宋时期，日用刺绣品广泛运用，而刺绣欣赏品受绘画艺术的影响，日臻成熟。《考工记》很早就将刺绣列在绘画之内，有“五彩备，谓之绣”和“画绣之工，共奇职也”的记载。宋室南迁之后，大批民间艺人(包括陶瓷、刺绣、泥塑等)从中原地区，走江浙，过福建，他们把先时的技艺带进了潮州，从潮州诸多姓氏族谱的考证中，都证明这一点。闻名海内外的浮洋泥塑，相传也是由中原经福建，后定居“大吴村”创始的。相关研究者到河南、陕西等地考察中原民间刺绣与南方民间刺绣之渊源，在黄河边的郑州地段，发现几个庙宇陈设的“彩眉”，从图案、色彩几乎同当今的潮绣“彩眉”一模一样，只是针法全是平绣，说明潮绣彩眉源自中原，近百年来又在原创基础上发展了垫高立体的绣艺。 明代是中国织绣艺术史上颇为自豪的时代。自宋以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织绣传统在明代得以发扬光大，并确立其地位。明代官营织绣机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在中央有南北织染局，在外则设立23个地方织绣局。《明会典》有关记载中，工匠，包括绣匠、织匠、挑花匠、挽花匠、刻花匠等。官营织绣，推动了民间织绣空前发展。江南许多市镇都出现了专业织绣作坊，成为织绣大军。明代，葡萄牙商人在广东购得粤绣龙袍绣片回国，受到国王赏赐，中国刺绣从此成为出口的主要手工艺品。据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粤绣艺人以孔雀羽毛织为线缕，绣制官服补子及云章、袖口，金翠夺目，惹人喜爱。可见明代粤绣得到很大发展。 据《存素堂丝绣录》载：明代粤绣《博古围屏》八幅(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摹绘古鼎彝器、吉金美玉等九十五种器物而绣，“铺针于毫芒，下针不忘规矩，以马尾缠作勒线，从而色勒之，轮廓花纹自然、工整、明显、针眼掩藏，天衣无缝”，显示了明代高超的粤绣技艺。 明代中后期，粤绣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潮绣此时也形成专业性的生产区域，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东门晒渔网(织渔网)，西门摆花规(刺绣)，南门削竹箸(竹艺)，北门挲脚腿(即用手掌在大腿上推压成制鞋的鞋索，指制鞋业)。”时至今日，潮州市区的西门仍是刺绣工艺的基地。 另外，在潮州北郊明代古墓中出土的大量绣品，其中包括明代织锦官袍，绣有孔雀、牡丹、衣、鞋、帽、被、枕及手帕等，可以看到潮绣在当时已普及民间。 潮绣色彩浓艳金碧瑰丽的特色，与其起始即为祠堂、民居装饰和喜庆祀神之用有关。《广东省志·二轻工业志》引述旧志称，潮汕地区在明正德年间境内祠堂庙宇处处可见，民间迎神赛会逐月有之：“正月灯，二月戏，清明墓祭。神台帐幔，描龙绣凤，仁女穿戴，咸施彩缯。”城南安济圣王宫，每逢神诞日，乡民还愿祭神，神袍年年更新，“各以重金聘绣庄名师，一袍百数十金，其隆重虔诚，世不多见”。可见，明时潮州刺绣就很发达，府县衙门内设有专职绣花匠，为官吏制衣和绣补心。 清初，粤绣声名声大振，刺绣已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厅堂、佛庙、婚丧喜庆的陈设和日用衣饰(花袖、花裙)上，并逐渐形成了色彩浓郁鲜丽、构图富有装饰趣味的风格。清乾隆年间，广州成为我国对西洋贸易的唯一商港，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粤绣的发展。广州、潮州普遍设立绣行、绣庄、绣坊，从事刺绣已十分普遍，据乾隆年间所修《潮州府志》载：“凡女子十一二岁，其母即为预治嫁衣，故织衽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 清代，刺绣在潮州民间更为盛行。康熙《澄海县志》记载：百金之家，妇女不尽出;千金之家，妇女不步行。勤于女工，帛虽盈箱，不弃其治麻。乾隆年间，潮州西门外天地坛、布梳街以及开元寺附近，已有绣庄20多家，绣品输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占领南洋市场，特别是带有民间浓厚地方特色的厅堂、佛庙摆设的绣品更是供不应求。至咸丰年间，潮绣品每年销往东南亚的出口总值在1000万两银以上，可见潮绣在清代已经大规模出口。19世纪英国艺术家波西尔在其所著《中国美术》中写道：“中国人长于刺绣花鸟而广东人于此技术尢为专长。”广东刺绣多输入欧洲，对欧洲也影响颇大。 另据《岭南丛述》所载：“清代粤绣工人多是广州人和潮州人，特别是潮州绣工为上，皆男子为之，精于女工，为其他省市所罕见。”“清中期以后，粤绣分为绒绣、线绣、金绒混合绣、钉金绣四种类型，其中以加衬浮垫的钉金绣最为著名，其形象凸出，可在远距离欣赏，多用作戏衣、舞台及寺院庙宇的陈设，钉金衬地绣以潮州产品最有特色。”(载《中国织绣服装全集》刺绣卷) 根据《潮州开元寺志》，该寺内现存最早的绣品饰件是使用清代潮绣独一无二绣种金绒混合绣(或为嘉庆道光年间绣制)原配于大袈裟格上的一批金绒混合绣刺绣佛像，供僧侣作大型佛事时用，有十八罗汉、四大名山菩萨、护法神诸像等。这批绣像以黑色为底，采用钉金绣为主适当配置绒绣，金碧辉煌，四周有线要繁密的图解镶框，佛像形象生动，各具姿态，配以坐椅，或侍以童子，颜色有红、绿、紫、黄、灰色彩鲜明瑰丽，体现了清代潮绣的高超技艺水平。 光绪年间，广东成立工艺局，为主管工艺品生产的机构。产品通过洋庄，源源输向世界各地。晚清是潮绣最繁盛时期，当时潮州城内经营潮绣庄20余家，绣工5000余人。潮州所产的刺绣则通过汕头口岸，输往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特别是厅堂摆设，寺庙装饰，供不应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经由广东海关出口的绣品，价值达49.675万两银……吾国绣品销外洋者，广东最多。”(1913年《南洋劝业会研究报告》工艺局还开办了“缤华艺术学校”，由岭南派始祖高剑父任校长，校内专设刺绣学科。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潮州绣品曾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展出并获奖的计有：大幅刺绣挂屏《苏武牧羊》、《丹凤朝阳》、《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鹌鹑鸟》等。这些参展的潮绣品，由24名男绣工通力合作刺绣。一时潮城轰动。这24名绣工被誉为“刺绣状元”。据目前能够考查出名字的有林涛生、蔡戍子、尾仙、张桂泉、林件、如伯、王炳南、王钏南、蔡钟、林新泉、李和彬、卢海清、冬瓜师、本江宁、洪钟、吴坤、吴钦、托伯、乌糖、白糖等人，全都是男绣工。20世纪50年代，仍有杜进茂等20余男工在刺绣。 综观潮绣男工多之原因：一是众多男艺人是潮州民间工艺的多面手。清代潮州民间工艺门类繁多，艺人既画鲎壳扇，彩绘潮瓷、彩札花灯，当绣制“老爷袍”之际，又又突显刺绣之才华;二是潮绣的男工，多是“能画善绣”者，例如刺绣状元蔡戍子，既是画师，又擅长绣艺，且是潮州二弦的名家。三是绣男大多专职刺绣“阔嘴人物绣”和展示水平的高精绣品，这类绣品工值极高。民国初期，名绣工每人每天工值1-2个“龙银”(即大洋)。潮汕人具有“勤劳刻苦，精明灵巧”之本性，在高报酬的激励下，绣男大胆创新，标新立异，创造出前人所无的技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民国时期，在抗日战争前，潮绣生产仍很旺盛。单在潮州城，较有名的绣庄就有西门黄金城、仙街头林万合、开元街广成兴等20多家，绣工约2000多人，最大绣庄每年销售量达200大洋。在民国四年(1915年)的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四年(1925年)的英国伦敦赛会上，潮绣作品均有参展并获较高评价。这说明它已享誉国际市场。 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大部分绣庄倒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仅有潮绣绣工200多人散落民间，绣庄剩下13家。1951年，潮州市人民政府把13家绣庄组织成顾绣公会。 1952年潮州市成立抽纱公司顾绣部(负责几十家刺绣社会的出口业务)。1956年初又将各个刺绣社联合成立公私合营潮州市顾绣厂，随后改为地方国营潮绣厂。1957年后，潮州市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潮绣研究室，组织蔡玩清等一部分刺绣艺人专门对刺绣技法、针法和传统图稿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1958年潮绣厂飞跃发展，厂部已壮大到2700名专业工人和统管城镇街道、农村副业的刺绣队伍超过3万人(不包括抽纱工人)。这个时期，适逢广东洋金银褂裙在广州附近不再生产，出口美加的专门产品——洋金银绣品全部集中在潮州生产，既丰富了生产品种，也促进潮绣的大发展。 1962年中共汕头地委统战部首次授予几十位艺人称号，其中潮绣设计魏逸侬、林智成及刺绣艺人杜进茂、蔡玩清、刘菊花等10人获得艺人称号并享受一定物质待遇。 随着生产形势的发展，各工厂企业大力发展刺绣工区，培养年轻一代绣工，使刺绣女工组成的乡花厂、刺绣工场的刺绣生产队伍遍及整个潮汕平原，仅潮绣厂当时付出的培训费就达到60多万元。1976年以后，为恢复和发展刺绣队伍，又付出培训费近40万元。全市职工达到1100人，市区、市郊有专业刺绣加工厂12个，绣工2000余人，同时拥有一支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智成为首的近30人的创作设计队伍，这对保持和发展潮绣生产、提高潮绣艺术水平起了推支和保证作用。 1979-1981年潮州刺绣艺术品为国家提供出国展礼品达到250件(套)，其中仅潮绣厂就提供了198件，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极高赞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潮州刺绣发展的鼎盛时期。潮州市开创全国之先河，成立潮州市刺绣工业总公司、潮州市刺绣研究所、潮州市刺绣学会。总公司直辖管国有潮绣厂和60个绣衣厂、4个机绣厂和珠绣厂，再迪这十几个大厂，分管街道、农村的刺绣厂社超过500家，年产值超亿元。据当时统计：潮州市区从事民间工艺刺绣干活的人占总人口的14.7%。这样高的比例在全国来说也是少有的。与此同时，刺绣事业的发展也促进刺绣技艺的提高，恢复了头发绣的生产，创新了通锦绣新绣种，总结、整理了传统针法技艺。 （编辑：admin） |
